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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 摘要

生命倫理學同文化的關係是一個複雜的問題。顯然,文化有不同的定義,人們有不同的理解;每一種文化都通過具體的語言、藝術、物品和技術來表達、傳達、發展和轉化。然而,人們有理由相信,文化的核心其實是人們所持的信念、態度和習俗的總和;正是這些不同的觀念及其實踐,把世界上的人群分屬為不同的文化,諸如基督教文化、自由主義文化、儒家文化,等等。儘管文化也可以粗略分為較大的文化(如“中華文化”)、或者細分為較小的文化 (如“儒家文化”),但其負載一套價值觀念以及體現在一定的實踐活動中的本質,則是相同的。

由此說來,每位學者都不免帶有雙重身份。一重是學術身份,由所研究的對象來決定,如自然科學家,社會科學家,人文學家,等等。在這種意義上,研究生命倫理學的學者當然是生命倫理學家(我這裡所說的“家”並非專指“大學者”而言)。另一重則是文化身份,由學者所持的價值觀念來決定:如基督教學者、世俗的自由主義學者、儒家學者,等等。相對而言,自然科學家的學術身份與文化身份較易分開。例如,我們讀一篇分子生物學論文,大概無法(也沒有必要)察覺作者的基督徒身份。但就生命倫理學研究而言,學者的兩重身份則是很難分得清楚的,因為生命倫理學的問題本身以及對於它們的分析、判斷和解決方案,都負荷著明顯的價值觀念。想要撇開自己的價值觀念來論述一套生命倫理,大概只會雲遮霧罩、不知所云。也就是說,生命倫理學研究是無法同文化脫了關係的,因為處於文化核心地帶的東西正是價值觀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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